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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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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紀至18世紀之間，各種文化屬性構成的一種新文化聚合體，在歐洲出現了。因而，歐洲的城市生活，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巨大改變。當時的社會生活新形勢，是從幾種新要素中產生出來的：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就是資本主義的重商主義；第二個就是新的政治框架，主要就是中央集權專制制度，或者說君主寡頭政治，而且，往往是以國家形式出現；再一個，就是新型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衍生自經典機械物理學，只不過其中潛在的許多基本原理，其實早在古代軍隊和修道院時期就已形成了。
不過直至17世紀以前，這些發展變化還是混沌不清的、猶豫不決的，且僅出現在少數地區，只在局部領域顯現成效。而從17世紀開始，上述各要素開始聚焦，圖像突然明朗化。到這一步，中世紀的秩序，純粹因為自身內部的腐敗，而開始分崩瓦解。緊接著，宗教、貿易、政治開始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了。
要了解歐洲中世紀以后的(post medieval)城鎮社會，有種仍然時髦的說法，我們就必須十分警覺：這種說法夸贊文藝復興，稱它為一個偉大的運動，引領人類走向自由，重新建立了人的尊嚴……。原因在于，歐洲文化的真正復興運動，以及城鎮建設和思想大發展的偉大時代，早自12世紀就已經開始，并且在一系列學者和作家作品中留下了里程碑式的禮贊，這些學者和作家包括：13世紀的意大利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德國哲學家，阿奎那之師，圣亞伯特·馬格魯(Saint Albettus Magnus，1193—1280年)；大名鼎鼎的意大利詩人但丁，以及意大利著名畫家喬托”。就在那次文化復興和15世紀文藝復興之間，14世紀歐洲發生了一次浩大的自然災難：黑死病。根據最保守的估計，死亡人數在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至一半之間。到了16世紀時，所遭受的損失雖然已經復原；但這場瘟疫所造成的社會文化斷裂，卻隨地方社區活力的下降而雪上加霜，正如每一次長期消耗戰爭之后的情形一樣。
在接踵而至的社會解體過程中，掌控著軍隊、貿易通道、巨額資本積累的人，自然也就掌控了社會權力。隨著軍事獨裁 主義興起，開始鎮壓大學里的學術自由傳統，而且為了維護世俗統治者的利益，也開始鎮壓神權領域的獨立自主精神。凡此種種，都仍然可以從現今世界聽到回聲：幾乎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俄國、德國、意大利，以及歐洲其他一些地區所發生的情形差不多。而且，與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緊接著發生的情況也很類似，即使美國與歐洲在地理上相距甚為遙遠。與此同時，大學從原來的學者們的國際性聯合體蛻變為民族主義組織，屈從于新型暴君，抵制所謂“危險思想”，用效忠誓言束縛人的行為和言論自由，這樣的進程，不僅在學術機構——大學里穩步進行著，而且在教會和城市神會里，也照樣辦理。
就這樣，僅僅經過了幾個世紀，中世紀一些十分古老的組織制度和社會慣例，都顯現出道德敗壞的跡象。荷蘭著名歷史學家赫伊津哈‘在其《中世紀的消亡》(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一書中，曾經以豐富的實例記述了這個深刻的社會變遷歷程。根據馮·貝婁(George Anton Hugo yon Below)的研究成果，15世紀的時候，開始了有組織的賭博活動，賭博場所的房屋居然是由市政當局提供的。教會也有同樣的傾向，不僅買賣官職，也出售賜福，而且迷信活動再次廣泛恢復。巫師巫術活動，早在8世紀就曾被圣龐尼菲斯(Saint Boniface)禁止了，此時卻大行其道，直至1484年被教會正式認可；其原因可能是此前已經存在著異教徒祭拜土地的活動，這些都有悖于基督教的道德戒律。而且，到了17世紀，以自然科學的精確研究和度量方法的出現為標志，懲罰和迫害巫師的事情就開始流傳開去。而這其中一些最著名的受害者，往往就是新型的科學家和哲學家；比如，像英國哲學家、作家兼教士的約瑟夫·格蘭維爾這樣的思想家，他們都幾乎同時預言了，未來的時代里，科學技術即將徹底改變人類物質世界。
但是，黑死病所帶來的驚惶，也產生了一些非常不同的反響：人們花費極大的努力，不是去對付死亡，爭取永生、安全、穩定，而是瞄準了世俗人生中能夠獲得或者掌握的一切。于是乎，七大不可饒恕的罪惡當中，一夜之間，競有六項變成了時髦的美德，而且，其大罪惡當中第一項，驕傲，竟然成為了社會的領袖人物們特有的品質，無論是賬房里的，還是戰場上的領袖人物。生產財富、展示財富、奪取權力、擴張權力，變成普遍的欲求和要務。本來，以往的社會好久以來也是這樣做的，但是，如今卻成為全社會公開的指導原則了。
從中世紀的包羅萬象(medieval universality)過渡到巴洛克的千篇一律(baroque uniformity)，從中世紀的地方保護主義過渡到巴洛克的中央集權體制，從中世紀時代上帝和神圣天主教教會的絕對權威過渡到世俗行政管轄和民族國家的絕對權威……這一組組對偶的兩者，既是權威又都是民眾集體崇拜的對象；而兩者間過渡階段的完成，經歷了大約4個到5個世紀之久，才最終實現了舊的機構制度向新型機構制度的轉換。我們不必單單稱頌這一時期光鮮的方面，而諱言這一社會變動過程中最根本的實質問題。中世紀里，古典世界偉大遺物的重見天日和重新評價，柏拉圖和維特魯威的被發現，建筑學里恢復五種柱式的顯赫地位，古董裝飾所帶來的感官快樂，以及紛紛建立起來的一些人物雕像……凡此種種，都給巴洛克統治權力的暴政和恣縱蒙上一層頗有美學意味的外衣。像西普里多·維特萊斯科(Hippolito Vitellesco)那樣的鑒賞家，也許會去擁抱人物雕像，將其當作活人一樣與之對話(根據約翰·伊芙林報道)；然而，真正的活人卻被巴洛克變成了機器，沒有思想，只服從外來命令，儼然就是以皇帝為中心的古代城市的死灰復燃。
這些新秩序后面潛藏著的趨向，直至17世紀才顯露出來。而且，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開始背離中世紀樞軸，并逐步在新徽志下重新形成社會組合，這個徽志就是君主。意大利政治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1469—1527年)主張實現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個政治家在其《君主論》(Prince)一書中，就為巴洛克新政治和新城鎮的規劃提供了不少線索；此外，后來出現的笛卡兒，也按照巴洛克城市的統一樣式，重新解釋了科學技術時代即將出現的新世界。總之，到17世紀時，當時思想界的先驅人物，如阿爾伯蒂等人，他們的一些直覺和設想，通過巴洛克的生活方式、巴洛克規劃、巴洛克花園、巴洛克城市，都一一實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