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7月1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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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圍繞本屆峰會“城鎮化質量與速度”這一主題，峰會秘書處特別邀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會副會長，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樊綱、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趙全厚和北京潮商會會長、北京國瑞興業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章筍，分別從各自的專業角度闡述了我國城鎮化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觀點和建議。經征得本人同意，本刊對他們的主題演講予以全文刊發, 以饗讀者。
城市化、農民進城這件事多么重要，我今天非常想闡述這個問題，它關系到我們能不能繼續往前走，關系到我們會不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們大家都從不同的領域研究中國的改革、發展和建設。有的是從全國的角度看這個問題，有的是從地方的角度看這個問題。中國發展的進程還能不能繼續下去、能不能繼續正常的持續增長、能不能使中國真正進入高收入國家、是我們共同的利益所在。現在是發展中國家發展最艱難的階段，也就是中等收入階段。很多國家在這個階段陷了進去，不是政治危機，就是軍事政變，或者是各種民主運動。要么就是搞了大量的社會福利，結果帶來金融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帶來經濟停滯、社會停滯、政治動亂等等。
現在各種社會矛盾都在顯現，社會的緊張程度在加大，很多人在談論中國會不會硬著陸，會不會崩潰，會不會出現動蕩。今天我給大家要講的話題是——城市化滯后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談一下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然后介紹關于新型城市化，關于農民工早退的概念。最后說明為什么城市化滯后、農民工早退可能會是真正發生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大家通常的說法是一個國家雖然收入到了中等，但由于體制的限制、各種問題沒有解決，生產力提高的速度放緩。因為中等收入，失去了與低收入國家的競爭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發展不下去。與此同時，又沒有獲得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能力。于是，高不成，低不就，低端產業和高端產業都發展乏力，形成產業空心化，掉入陷阱。這個定義是源自于世界銀行的報告。去年夏天，我在歐洲的會議上跟這個報告的作者當面爭論過這件事情。我不同意他的定義。我說你的定義假定是不存在中等技術，認為天下的技術就是跳躍式的，要么是低端技術，要么是高端技術。非低即高，沒有中間路可走。否則，倘若是中等收入，掙的是中等技術的錢，其生產力、競爭力也是中等的狀態，掙中等收入的錢有什么不對，為什么會掉入陷阱？
經濟學的基本道理，邊際勞動生產率等于邊際工資水平，這就不會有問題。不跟低端的產業競爭，也不可能馬上進入高端產業。怎么指望一個落后國家剛從低端收入走出來，剛有了二三十年的發展，就必須要馬上獲得高新技術，馬上獲得高級創造力？不可能、不現實。現在定義4千美元就是中等收入。到1 萬美元也趕不上現在那些高收入國家的教育水平。
現實當中，韓國有幾個公司，LG、三星等等，代表世界最高水平，但多數企業也不是最高的。就像墨西哥、土耳其那些國家，也沒高新科技，就是掙中等收入的錢，干著中等技術的活。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有沒有高等技術不是問題。問題出在哪兒？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看看那些在中等收入階段停滯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的收入高于技術（我把競爭力、生產力、創造力都歸結為一個詞，叫做技術）。當我說中等收入相當于中等技術的時候，就是對應中等的競爭力、生產力和創造力。發生中等收入陷阱一定都是因為收入高于技術，拿了中等收入，但沒達到中等技術。這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為技術水平正常增長（制度、效益都包括在技術層面），但因為民粹主義，過度提高福利，使福利支出導致平均收入水平高于技術，這個時候就出現問題了，因為是入不敷出，隨后就是金融危機，掉入陷阱。
還有一方面是因為收入正常增長，但由于某種原因，社會政治動蕩，結果導致技術水平、制度的效率下降，生產力受到影響。又或由于某種原因引發生產力停滯，社會動蕩。這才叫陷阱。這是我跟他爭論的第一概念問題。如果有中等收入陷阱，基本的問題是入不敷出的問題。兩方面原因，或者是技術下降，或者是收入太高。這個問題又不是中等收入的特殊問題。任何國家都可能發生入不敷出的問題。發達國家現在的例子就是典型。歐洲生產力那么高，社會福利收入加上自己的收入比生產力要高，就會出現經濟危機。為什么德國不出問題？雖然德國的福利高，但它的生產力也高，是高福利對應高生產、高技術，所以不會出現問題。希臘搞了高福利，但沒有高技術，基礎落后國家，如果搞了超分配，肯定會出問題。這些不是中等收入特殊的問題。究竟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回過頭來講如果中等收入出現陷阱，基本道理是一樣的，要看中等收入階段有什么原因特別容易導致入不敷出的問題。
有個作者回答我這個問題。他說是因為你們有國有企業，因為政府管得過多，因為體制有問題。我說那就不對了，國有企業的問題從一開始就有，人均GDP300 美元的時候就有國有企業的問題，那個時候怎么不叫陷阱？政府管制的問題，我們從一開始就頻繁討論。我說那個不是中等收入的特殊問題。我同意你說的那個陷阱是因其缺乏改革所致，但不能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說是國企陷阱或者政府管制陷阱。不能說制度有問題了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沒有技術水平一樣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因為技術、知識、制度就是增長的要素，缺乏這些要素就會經濟停滯，這是經濟學的一般原理，用不著用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詞來表示。缺乏技術可以表述成教育陷阱，或創新制度陷阱，但它不是中等收入的特殊問題，在低收入水平的問題更大，即便在高收入階段也會出事。
我個人認為在中等收入階段最容易發生剛才所說的入不敷出的陷阱。它比任何其他階段都有一個特殊的問題，你可以用這個問題來說這是中等收入的特殊風險。在中等收入階段，收入差距最大。
經濟學的倒U 字曲線，即庫茲涅茨曲線，在經濟不發達、低收入的時候，社會比較平等。隨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不平等，直到拐點，隨著收入越來越提高，進入高收入水平的時候社會就更加平等。隨之而來的是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的提高。
再仔細分析，最不平等的那一點對應的另一個模型的另一個點，就是劉易斯拐點，是講就業問題。當農民工基本轉移完成之后，工人就不再有無限供給的過剩勞動力的壓力，工資可以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而逐步提高，進入現代經濟學所說的工資等于邊際勞動生產率。那個時候的收入差距會逐步縮小。因為大家都充分就業了，現在農民的收入是農民工的二分之一。
當農民都變成農民工了，至少這個部分的差距消除了。因為達到充分就業，沒有過剩勞動力的壓力，工資的增長速度就會比較快。到了這一拐點以后，工資開始上升，收入差距開始縮小。這兩個模型都能證明，而且現實當中可以看到中等收入階段是收入差距最大的階段，社會緊張程度最大的階段，也是最容易出事的階段。可以說1848 年的《共產黨宣言》寫作的時代，前后的50 年即是西方國家收入差距最大的階段。《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話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那個時期發生了法國革命和憲政改革。
差別在哪兒呢？資本主義制度到了19 世紀末期，德國開始實行了社會福利制度，20世紀90 年代形成了社會保障制度，西方國家的收入水平越來越高，實現了充分就業。我們到了現在，因為有發達國家的比較，他們的收入是5、 6 萬美元，而我們仍然是1 萬美元，從就業的角度來看，我們基本實現了充分就業，就這個時候問題出現了。因此，收入差距最大應該是中等收入階段的特點。大家都貧窮的時候是平等的，社會比較和諧。更富一點，可以搞更多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會差距會縮小，情況可能會更好。就是在我們當下這個階段，差距是最大的。
為什么說差距最大可能導致剛才說的兩個問題呢？有兩個原因。第一，社會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社會緊張，使企業經營環境惡化甚或無法經營，生產力下降。當社會出現動蕩的時候，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發展會被打斷，個人的教育和技術進步也會被打斷。也可能出現革命、戰爭、大動亂。這些都是有先例的。
第二個原因是當差距過大而執政者不想出現社會動蕩時，為了緩解等級差距和社會矛盾，會加大社會福利支出。但這種社會福利發展是缺乏基礎的。如果社會福利水平脫離了當時的收入水平，就會出現入不敷出的問題。在民粹主義的條件下，如果政黨和政治派別競相取悅選民，為了競選獲勝加大政府干涉力度，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緊接著財政赤字、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貨幣危機、社會動蕩就非常容易發生。前一個原因是技術進步滯后于收入增長。后一個原因是技術正常進步，但收入異速增長導致不均衡問題。這是中等收入陷阱。
最典型的情況是拉美，拉美的絕大多數國家，當年GDP 都到了幾千美元。20 年代阿根廷人均收入水平曾經高于美國。到了40 年代進入中等收入國家，隨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軍事政變、政治動蕩、社會福利陷阱等等加在一塊，持續20 年，阿根廷再也沒有發展起來過。巴西最近這一輪的發展才終于超過1萬美元，它有50 年在1 萬美元以內的范圍里。
這些是我們需要防范的發展之難。在這個階段之所以難，因為我們是落后國家，每天都有參照系，有發達國家跟我們相比。1848 年，德國已經發生動蕩，但他們也能養家，沒有發生大的問題。那個時候沒有參照系，沒有人天天說你看人家的社會福利多么好，任何人走進醫院政府全包。我們這些人天天在網上拿著發達國家最好的現象比照我們最差的，人人都覺得很不幸福。這是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的悲哀所在，是后發的劣勢。
當你后發的時候，先進國家的東西就變成了普世的真理，本國人就會對比。一方面是發達國家本身就在市場上高人一等，另外在發達國家的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對照下，這種落差又形成新的壓力，成為產生中等收入問題的重要原因。在中等收入階段，很糾結、很不幸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覺得自己有幾十年的發展，總認為應該像發達國家那樣。你有資格那樣嗎？你有錢嗎？發展到那個水平了嗎？這就是我理解的中等收入陷阱。一是中等收入階段差距特別大，一是有發達國家作參照系，特別容易對福利提過高要求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動蕩。入不敷出這個問題永遠是兩個原因，或者是收入太高，或者是技術退步。如果這兩個速率相比，甚至技術進步的速率高于中等收入增長的速率，都沒有問題，競爭力會不斷提升的。工資可以不斷上漲，如果勞動生產力的上漲比工資上漲速度還快的話，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是下降。工資固然高，競爭力更高。
我舉一個例子，有些東南沿海企業轉移到了越南。因為越南的勞動力便宜，我們的工資是他們的4 倍，勞動工資的差別很大。過兩年又把廠子搬回來了。其中一個原因是越南人的工資是我們的四分之一，但越南人干出的活是中國人的十分之一。算下來還是中國的生產力更高、競爭力更高、勞動成本更低。
這些問題擔心不擔心呢？確實擔心。我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從發達國家早期到現在的發展中國家，都是經歷過的，也沒這么特殊。我們現在更理解歷史，更理解為什么產生了馬克思，為什么產生了社會主義思潮，為什么現在左派思潮興起，都是在這樣的階段。那個時候市場經濟兩個問題，一是收入差距拉大，二是周期性經濟危機。馬克思理論解決的就是這兩個問題，第一為什么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第二為什么總是出現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的問題有了宏觀經濟學和宏觀調控政策，算是解決了。收入差距的問題，有了社會保障，比以前好一些，但仍然可能出現動蕩。
二、關于農民工早退
我們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去年年底新出的一本書的名字，全院的同事進行研究，寫成了一本書，叫《農民工早退》。指的是農民工進城打工，待不長。跟蹤調查數據顯示每個農民工進城工作的年限是7-9 年。城里農民工的平均年齡32 歲，這是國家人口普查數據。城里沒有熟練的工人，農村存在著一大批有打工經歷的壯年勞力。這就叫農民工早退。
它所反映的問題就是城市化滯后。我們的工業化程度是將近70%。按照勞動力計算，還有30% 是農民工，而我們的城市化只有50% 左右。城市化滯后的重要原因就是一批一批的農民工進城，待不下來，又回去了。這就導致了后面的一系列現象。本來我們還有30% 左右的勞動力沒有轉移完，還是非農產業工人，但我們早早地出現了民工荒，早早出現了工資上漲。按照政府統計，有40% 的農民還沒有轉移出來。這導致了勞動成本上漲過早過急。
我們研究解決中國勞動力緊缺問題不是所謂人口紅利沒有了，是在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受到了制度的阻礙而非缺乏勞動力。這就是我們現在提新型城鎮化，是從以人為本的角度，是從人進城的角度，是從農民轉移到城市的角度，讓農民可以在城市里呆下去，為他提供公共服務，使他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的農民工真正成為城里人，而不再早早退出勞動力供給。研究中國勞動問題的社會院的蔡老師，他跟我的觀點不一樣，他是強調中國人口紅利的。他把農民工早退歸結為勞動力參與率的下降。農民工不參與城里的勞動力，退回鄉村了。這么說也反映了一個問題，但問題是不一樣的。農民工沒有退出勞動，只是退出了城里的勞動力，退回到了生產力低下的農業勞動力供給。這不是農民工參與不參與勞動力的問題，農民工仍然在參與，但自愿退出了城里的勞動力供給。因此，我們稱它為農民工早退。我們做了很多調研，一方面調研在城里打工人的心態，另一方面調研了鄉村中有打工經歷的人。通過這些調查，再配合其他的調查來論證這個事情。這跟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關系，這是我要講的第三個話題。
三、農民工早退、城市化滯后
可能是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農民工早退導致了兩個變量平衡關系失衡，即工資收入和技術水平，或者因為收入太高，技術沒跟上；或者因為技術進步的速率被打斷。為什么農民工早退使得這兩個變量的失衡更加嚴重。
第一，農民工過早退出了勞動力市場，使得各個產業的工資收入過快增長，在最近這些年明顯地快于技術進步的速度。過去20 年，多數情況下，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每年提高的速度是10%-12%。工資增長速度通常是7％、8%，農民工的工資增長速度通常是5％、6%。這些年來，勞動力增長率仍然是10% 左右，而從2008 年以后，農民工工資的上漲速度達到了15％ -17%，這顯然使現有企業的競爭力受到損害。競爭力的提升是因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快于工資的提高，或者競爭力沒有受損失，是勞動生產率和工資同步增長。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慢于工資增長速度，競爭力就受到限制。現在我們過早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的危險。
幸好還有內陸地區，例如富士康轉移到成都、鄭州，那些有打工經歷的人也能夠參與進來，而且工資還低。總而言之，農民工早退導致了工資增長過快，致使產業競爭力和增長速度下降，出現了掉入陷阱的趨勢。
第二，農民工退出工業或服務業，退回到農村，事實上是退回到低生產力的領域中去。農村的生產率那么低不是因為農業技術不行，而是太多的人口堆積在那么小的土地上，怎么可能實現現代化呢？前提條件就是絕大多數的農民離開土地，才能搞家庭承包、集約經營。農民早退以后，又回到了一畝三分地，降低了整個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因為農民工早退，即使工資正常增長，全國的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是下降的，這跟工資上漲過快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就全國而言，生產力出現倒退。前面說工資上漲過快，現在說的是技術進步速度下降。即使農民回去了，打一點小工，或開個小店鋪，用學到的技能搞點兒東西，但總體技術進步仍然很慢。
第三，農民工返鄉，回到低技術水平的就業崗位，也回到了低收入就業里去。農民的收入基本是農民工的一半。因為他返鄉了，收入減少了一半。這導致什么結果呢？導致收入差距擴大，或者是導致收入差距固化。10 多年前我們就說有2 億多外來民工，現在還是2 億多外來民工。我們沒有增加工業化的勞動力。十幾年前有30% 多，現在仍有30% 多的農民工沒有轉移。社會結構固化了，收入差距也就固化了。總有70% 的勞動力在底層，要么農民，要么農民工，掙的是低收入。農民的收入又是農民工的一半，結構固化是最可怕的。因為不能推進城市化導致收入差距這個結構固化，無法隨著經濟的發展、收入整體水平的提高而緩解，這相當于收入差距的拉大，時間長了特別容易積累社會矛盾。五年、十年有這么大的差距還可以，二十年、三十年還是這么大的差距，社會就沒辦法發展。拉美的教訓就是這樣，長期的社會差距導致了社會的不團結。
第四，農民工不能在城里長久地安頓下來，就使得農民工沒有長期發展自己的打算和動力。今天打工明天又換一個地方，想的是幾年以后回去，蓋房子、娶媳婦，反正在城里呆不下去，也不能提供保障，生了孩子還不能在城里接受教育，醫療、養老得不到保障，住房也沒有。家里的大房子，每年只能當別墅住兩天，鄉村還在搞新農村運動，還在加大投入，有了新農保。一對比，農民工天天想著回去，都不愿意花錢以及投入精力去參加職業培訓。即便是政府搞職業培訓，他們都不見得愿意參加。就像過去，因為社保帶不走，參加社保都沒有動力。他也不能在一個崗位上堅持下去，知識積累的積極性也沒有了。
我們都知道產業老工人多么重要，他們有經驗、有技術，而我們現在沒有老工人。在崗的職工又沒有動力去學習，沒有動力積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就想著走，產業沒有積累就不會有提升。現在一提產業提升就是轉產，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我說產業提升還是搞這個產業，是需要產業技術的提高、生產率的提高。你只看到個別老板和城里人搞的技術創新，但大批的熟練工人沒有來源。當然，寄希望于技工教育，非常正確，我也一直鼓勵職業教育、技工教育，但更重要的是“干中學”。經濟學承認的外溢效益、知識積累，就是來自于“干中學”。所謂外溢效益理論的形成就是“干中學”這個例子，而我們現在沒有這個過程。一方面是收入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技術進步的速度在下降。
城市化滯后這一件事情就可能加大我們掉入陷阱的可能。當然，也許有人會問這是不是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我認為也不盡然，可以叫城市化滯后陷阱。在我們中國，它恰恰是在我們進入中等收入這個階段的時候特別突出的矛盾。它可以不在中等收入階段發生，但它在中等收入這個階段暴露問題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低收入階段，問題沒有暴露出來。到了高收入階段，這個問題可能就緩解了。就是在中等收入這個階段，最容易暴露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它是可能導致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原因。一般原因是這個階段收入差距最大。特殊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城市化滯后，加劇了收入差距和技術進步差距。
中等技術不是問題，我們沒有高技術不是問題，收入增長也不是問題。問題出在收入增長和技術進步相脫節。而且不是正向脫節，是負面脫節。最理想的情況是技術加速進步，收入勻速緩慢增長，這樣的脫節還好一點。反過來講，收入差距可能也會拉大，因為少部分人收入增長的特別快，特別是資本的效益增長的特別快。
為什么這個問題對研究很重要，因為它關系到中國能否盡快回到持續增長的正常軌道上。不可能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不出現問題，但我們至少可以消除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問題，防止經濟的衰退和社會崩潰，使我們的經濟能夠平衡地成長。通過城市化、工業化，最終實現現代化，最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難不難呢？難。有沒有希望呢？也有。我們最近在做“十三五規劃”的前期研究，我們估計未來7 年的產業增長率仍然可以維持在7% 以上。按照這個速率，到了2020 年，按現價計算的人均GDP 已經超過1 萬美元，至少比巴西強。它50 年沒有過去，我們可以過去。如果在這7 年當中，初步實現低水平的城市化，到2020 年以后，我們的情況就會有所緩解。
這確實需要加大城市化的速度，各級政府不光是要關注怎么建城市、怎么管理城市、怎么管理現有人口，特別要關注如何為新來人口提供公共服務，使得農民工真正在城里安居樂業，能夠有長期發展的打算。安居樂業，提高技術，長期計劃和發展，中國的經濟才能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階段，實現高收入國家的夢想。我就講到這里，個人觀點，供大家參考，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