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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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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京優質醫療衛生資源集中，大量外地人口進京看病就醫，使北京三級醫院不堪重負，也加劇了城市人口和交通負擔，甚至被戲稱為“全國看病中心”。
全國人民都到北京看病的情況早就引起了各方關注，而且多年來都一直成為“兩會”的重要話題，但是，這一問題卻一直得不到解決。于是，問題越積越多，以致讓所有人都不堪重負，累心累身，而且并不能有效緩減患者的痛苦。
全國人民都上北京看病最受傷的是病患者，他們不僅會增加治病的成本，如食宿、交通和家人的陪伴外，還會因為過多的病患集中到北京的各家醫院得不到醫護人員應有的精湛技術服務和心靈層面的關心慰籍，因為病人太多，每位醫生無法靜下心來仔細問診看病，更不用說體現一下人文關懷了。僅僅是言語的語速、音高等也足以造成醫患矛盾，更不用說由于無法全神貫注診治疾病造成的醫療事故所引發的醫患矛盾。
北京成為看病中心也讓醫護人員勞累。因為，北京的三級醫院基本是“滿場”狀態，其中外來病人大約占三分之一，天壇醫院、腫瘤醫院的外地病人比例更高。北京兒童醫院院的急診科是個苦差事，每天急診量300多人次，醫生都高負荷運轉。平均起來，北京的三級醫院每位醫生每天的就診量都要達到100人以上，為患者服務的時間也就是幾分鐘，問話也只是幾句，這除了讓醫生也不堪重負外，也對疾病的治療極為不利。
全國人民都上北京看病還讓更多的人受到影響，甚至有點“殃及池魚”。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得也交通、食宿和其他供應都會水漲船高，明顯提高價格，讓一般人，尤其是微薄收入的工薪階層感到生活質量不高，更不用說找到詩意的棲息感覺了。
顯然，要讓全國人民都不上北京看病就要讓北京的醫療資源分流，并且讓各地的醫療資源充分發揮作用。讓北京的醫療資源分流有許多措施，核心問題是不要統得太死和管得太集中，讓市場來決定供需。其中，允許醫生分流行醫或允許個人行醫是一項重大舉措，只是這些年這個問題一議再議，沒有下文。
不用說與國外自由的行醫制度對比，僅僅與中國古代的醫療供需制度相比，現在的集中和統一管理醫護人員就顯出了制度的短板。在同樣是需要看病治療的中國古代，為什么不會有全國人民上京城看病的盛況？原因是，名醫們并沒有扎堆于京城，而且名醫們也有很多是游醫，比如，華佗、扁鵲、李時珍等都是游醫。
唐代的孫思邈雖歷經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并一再受到他們的邀請，也從未到長安行醫和做官，而是一生隱居在太白山上。既然名醫不居京城，且居無定所，全國人民也沒有必要去京城看病。如果開放全國的名醫，讓其能到各地自由行醫，并且接受醫療管理部門的管理，就會讓全國各地的病人都有幸獲得名醫的診治。
即便是現有的管理，體制上的問題也凸顯出來，而且這類問題并非不好解決。例如，地處河北燕郊的燕達國際醫院是一家民營三級甲等綜合性醫院，距離北京市中心僅30公里，但附近的人寧可上北京看病也不愿在這里看病，使該院的床位閑置率高達70%。原因并非這里的診療技術差或價格高得離譜，而是醫保異地報銷麻煩，報銷手續繁瑣，報銷周期長。
讓病患分流還有一些稍加改變就能實現的措施，但也遲遲未能實施和推廣。例如，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貝漢衛曾指出，“中國醫療體系缺少一個‘看門人’，就是缺少一名全科醫生，在病人去醫院前判斷是否有其必要。沒有了這個看門人，哪怕只需要簡單家庭護理的病人，也會尋求昂貴的醫院診治?！?/p>
這其實就是醫療的分診和分流，而且在國外已實施多年，實施的管理也很簡單，就是在醫保政策中規定，病人在家庭醫生或社區全科醫生首診后才能轉診到大醫院，并且只有經過這種程序才能經醫保報銷。如此，就會將病人從社區醫院向二級醫院和三級醫院逐步分流，使三級醫院更專心致力于疑難病例和科研攻關等。
既然有如此多的成功經驗，為何不采用以便方便公眾，不讓所有人為看病爭相到北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