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3-04-11 14:38:14
來源：新聞中心-中國網 作者：陳功
黨的十八大后，新型城鎮化再度被提升為國家戰略，地產商、基建商和地方政府也多是雀躍歡呼。從各級“兩會”推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來看，似乎新一輪的投資熱潮就要到來。然而，在研究全球典型城市的城市化率與政治事件的關系之后，我發現，城市化率達到50%實際是一條與城市風險相關的、重大而關鍵的警戒線。
伊朗發生霍梅尼革命，城市化率是50%；土耳其發生軍事政變，進入漫長的軍政府統治時期，城市化率也是50%，還有巴西以及歷史上的英國。歷史告誡我們，每當城市化率高于50%時，社會就易于陷入動蕩不安的風險之中。
2010年，拉美已成為世界上僅次于北美的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城市化率高達79.6%，僅次于北美的80.7%，高于歐洲的72.8%、大洋洲的70.2%、亞洲的39.8%和非洲的37.9%。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城市人口比重從40%提高到60%經過了50年的時間，而拉美國家僅用了25年。
拉美國家在城市化高速公路上的快速行進帶來了兩大問題。一是人口大量聚集在超大城市，例如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集中了全國52%的人口、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集中了全國45%的人口、巴拿馬高達66%……人口的過度集中，使得現在全世界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都紛紛表示要限制人口的遷徙。二是貧富差距嚴重分化。以巴西為代表的很多拉美國家經歷過經濟增長率年均10%以上的發展情況，號稱“巴西奇跡”。這種快速的工業化導致了人口的集中，加劇了貧富分化。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表明，當城市化率超過50%時，總收入分配差距往往呈現大幅擴大的趨勢。
伴隨著快速的城市化，城市管理壓力大增，而壓力之下，城市政策更加粗放，這又導致了大量社會矛盾的積累，社會系統出現混亂，城市生活品質出現整體下降，犯罪率上升，普遍的道德潰敗等。問題和矛盾日益累積，城市社會張力趨于極限，這樣的一幅圖景并不像亮麗的物質環境那樣令人感到樂觀。
客觀而言，當城市化率達到50%以后，會呈現出一邊是動蕩、一邊是機遇的轉折狀態。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征是充滿不穩定性，一方面是城市空間的不穩定性，另一方面是社會階層和生活方式的不穩定性。我們必須看到，城市化率達到50%之后，城市可以利用的土地相對越來越少，無論是從農民手中征收耕地，還是從舊城改造中拆遷安置，拆遷成本日益高漲，而此刻城市化又正好進入加速期，剎車不易，土地問題導致的社會沖突將會特別劇烈。據統計，在中國，土地問題已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成為農業稅取消后，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首要問題和焦點問題。
此外，城市化率達到50%以后，大量人口進入陌生的城市，外地人、本地人，農民工、城里人等不同層級的人口對各自權益的訴求會產生大量的沖突和摩擦。近年來，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城鎮化農村，本地人與外來人口倒掛現象十分嚴重，有的行政村，本地人只有一兩千，外來工有三四萬。經濟地位、社會地位迥異的兩個群體朝夕相處，情形變得復雜起來。外地人與本地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公共福利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對外來工的制度歧視、意識歧視、管理歧視和生活歧視，使一些外地人開始萌發對立情緒。
不僅是農民工層級的外地人與本地人的沖突，中產階層的權益訴求也日益增多。隨著城市化率跨越50%大關，中產階層的規模也在不斷壯大，這些新成長的中產階層受過良好的教育，在社會生活中擁有一定的發言權，會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這幾年京滬的中產階層聯名要求放開兩地的異地高考門檻就是訴求之一，他們的需求如果持續得不到關注，也會埋下動蕩的伏筆。
快速的城市化，人口不斷聚集，使得城市空間和社會階層都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同時還帶來了高能耗、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的城市病患，這些訴求和隱患最終都將會轉化為政治訴求。因此，50%的城市化率警戒線并非只是一個無關輕重的數字，它決定了中國未來的城市化方向，也是提醒我們轉變發展思路的一個警戒線。（陳功 安邦集團董事長，首席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