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西海大半生都在努力翻越“戶口”這道高墻:從沒有當地戶口到擁有農村戶口,再到轉為城市戶口。終于,在他58歲的時候,賈西海作為銀川本地農民無條件轉為城鎮戶口。半個世紀的糾結就這樣化解。但賈西海的命運已被這一紙戶口拖拽得太久,“最需要的時候沒戶口,有戶口的時候卻不需要了”。(據19號《中國青年報》)
沒有戶口,上學的機會耽誤了;沒有城市戶口,工作的機會又被耽誤了;有了戶口,賈西海卻不再“需要”了。半個世紀以來,戶口與機會的錯位,讓賈西海始終找不到命運的突破口。以至于,當年過半百的他拿到城市戶口、住上保障房時,也僅僅剩下了無奈的嗟嘆。
賈西海的無奈,包裹著太多感傷的歷史記憶。1958年,國家為防止“盲流”大量涌入城市,以“維持社會秩序”之名,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從此,國民尤其是農村人口的遷徙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附著在戶口上面的教育、醫療、就業等社會福利也一并被“分而治之”,城鄉二元制拉開序幕。
僵硬的戶籍管理制度下,農村人口在教育、醫療、就業、居住等社會福利上遭遇巨大不公。按照羅爾斯的理論來看,社會福利最大化標準應該是使狀況最糟的社會成員的效用最大化。很顯然,相較于城市人口,農村人口的生存狀況要糟糕得多。但粗糲的現實是,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村人口的福利一再遭到設限與歧視,農村孩子一出生就帶有“原罪”色彩。而吊詭的是,這種“原罪”,并不是父輩的不努力造成的,而是制度之樹上的“惡之花”。
更為悲劇的是,在自由、開放、包容的現代社會語境下,賈西海式的悲劇還在下一代身上延續。城鄉教育資源厚此薄彼,農村孩子的中高考權利受到重重限制,校車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即便有地方放寬進城條件,要么是門檻太高,要么是路徑單一,對普通農民子弟而言,依然是遙不可及的夢。加上被高房價、高物價捆綁,很多農村子弟只剩下了“屌絲自嘲”。
這種城鄉二元制的不合理之處還在于,城市是人類建構并滿足各種交流的公共空間,而抑制農民進城,對民工進行各種制度性與人性上的歧視與嫌棄,已經阻擋了這種公共交流。這就與人的社會性就構成了一個悖論:人的社會性最基礎、最本質的需求是信息與感情的自由交流。阻擋農民進程,顯然有違人的社會性,是在與常識作戰。
總之,在由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轉變的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發展機會一定不能再與戶籍身份捆綁。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多孔性”社會,人人享有平等發展的機會,人人都有實現夢想的路徑。造成賈西海式悲劇的制度,一定要盡快修復,要讓每個人盡享改革的紅利,讓每個人都有夢想出彩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