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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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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訊網消息 6月30日，2013北大匯豐金港經濟論壇在北京舉行，業界資深人士共聚一堂。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海聞教授“新一屆政府領導下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為主題發表精彩演講。他表示，真正解決三農問題是通過城市化，農民的問題不是糧食的問題，三農的問題的核心就是農民的收入。
以下為會議實錄：
海聞：理論是很枯燥的，但是需要動腦筋。我前面介紹這些東西不是簡單的帶解讀，不僅僅在解讀為什么要城市化，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要看社會發展必須的一個滌綸。下面我講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大家都知道中國的農民、農業、農村不夠發達。所以在這個理論上，溫家寶總理搞了一個新農村建設，但實際上我認為新農村建設我也不敢公開批評。
當時我08年的時候我做了一個主題報告叫新城市建設，有一點唱對臺戲的感覺。其實它是一個怎么解決農村的一個問題，用堵的辦法，像我們早年講的大禹治水的問題，堵還是怎么樣的問題。農民這么多，土地那么少，真正農民的問題不可能解決。
真正解決三農問題是通過城市化，我再介紹一下農民的問題不是糧食的問題，我們現在老擔心糧食安全問題，其實這不是根本問題。隨著中國已經解決的溫飽的問題，三農的問題的核心就是農民的收入，農民的收入是比較低的，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的貧富差別存在。我前面已經介紹過，農業的產值只占GDP的10%，但是我們有將近50%的人口是農民，一百個人賺了一百塊錢，其中五十個人是賺的九十塊錢，在分九十塊錢，另外五十個人在分十塊錢，所以貧富差別最根本的原因，有人講中國的平均系數多大，實際上現在最根本的一個差距是來自于農民跟非農民。
怎么提高農民的收入？實際上不同的階段是用不同的途徑的，工業化之前靠的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土地的增加，當時需要不斷地開荒，不斷地提高科學種田等等，但是提高到一定限度以后不會提高。所以工業化以前農民收入提高很慢，工業化過程當中怎么提高？是靠農民不當農民。工業起來以后，作為工業的空間很大，他不像農產品(000061,股吧)，農產品再怎么賣，因為人們對農產品的需求是有限的，吃飽了就夠。所以你看這么多年糧食的品種基本上大米就是大米，誰也不在乎大米長成什么形狀，現在如果換一種形狀和顏色大家不敢吃。不像工業產品，手機千千萬萬，汽車紅的黑的很多種類，而且工業產品只要你想象就可以創造出來。
但是農業產品是產業決定了農民的收入靠農產品，所以當工業起來以后，大部分農民開始轉移，英國工業革命的時候就有羊吃人億，因為有紡織品錢了，需要羊毛。需要羊毛以后就開始需要養羊，他要圈地。這時候農民離開了土地到工廠里做工，看上去是非常血腥的一個過程，不能完全那么說，因為同志進城是自愿的，這點必須強調。包括農民工到城里打工，不管怎么樣比農村里的收入高，不管做什么比農村里高。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自然就到城里來，所以說當時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當中農民的收入怎么提高？是靠農民的減少，首先我們肯定進城的人一定是自愿選擇，收入要不農村高。
我再舉個例子，比方說一百個人做一百畝地，每畝地一塊錢的收入，每個人一年一塊錢。走掉了一個人的話，每個人拿到一塊一，剩下五十個人的時候，每個人是二塊錢了，繼續走到十個人的時候，人均收入達到十塊錢，當然這個過程會比較長。這時候一方面它的收入在增加，一方面它的產業也發生了變化。什么叫農業現代化，就是一定要人均土地足夠的多，那樣農業才會有現代化，一個人有五十畝、一百畝的時候，這個時候就可以變成了。
將來的農業不一定農民做，我們在座的企業家將來你可以去投資農業，你可以購買土地，你變成一個農場主，我在澳大利亞有一個教授朋友，一方面是教授，一方面是有一個很大的農場。他是經營，他自己不會，雇幾個人做。
他們說北方可以，南方不行，我不相信，日本也做水稻的。因此將來的農民在這個工業化的過程當中，農民的收入主要靠城市化，靠農民敵愾土地，剩下的農民的人均土地不斷增加，收入也提高。
所以我們講農民收入翻番的目標，目前靠土地實現，如果不改變的話，這個是不可能使顯得。
什么時候應該補貼農民？補貼農民就是現代發達國家對多個農民進行補貼，只有將農民朝為少數人的時候，像美國剩了不到2%農民的時候，那時或我們要搞新農村建設。等到農民剩了2%的時候，這時候不要讓農民走了，要讓他保證各種措施，使得他的收入不離開農村，他的收入也能夠5%、10%的增長，這時候靠收入和生產補貼。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對農民的補貼才有效，你看所有的發達國家對農民進行補貼。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對農民征稅，不是說歧視農民，也是一個客觀條件。
多數人補少數人是可能的，美國是98個人補貼兩個人，98%的非農民，兩個人是農民，每個人出一塊錢，兩個人分。中國現在一半對一半，如果中國人像美國人一樣，這是杯水車薪根本就解決不了農民的問題。
只有當一個國家很發達了，農民成為少數人的時候，這時候我們對農民進行補貼是有效的，而且是在不增加非農村的負擔上面對農民是很有作用的。這是我講的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思路，靠城市化解決。
中國城市化提出主要問題是什么，為什么中國城市化滯后，是中國特有的，首先關鍵的問題我們現在談城市化，今年還好一點，因為中央在提了。前兩年談的時候大家很多人反對，首先看到的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像貧民窟這些，有人反對城市化，說城市化以后很多農民進城出現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是管理上的問題，不是必然的問題。并不是所有的國家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都出現大都市的問題，比方說北京上海，為什么大家要到北京上海，是因為中國特有的資源集中所造成的，稍微有點錢的人都要在北京買房子。
因為我們全國的企業家稍微成功一點，都要在北京搞一下，不光是因為政府的原因，還有其他生活上的，比方說健康，他希望北京有個地方，老的時候看病方便，甚至上學方便，北京人要上北大清華，每一萬人要上北大清華，在北京一萬人里面有八十幾個人可以上北大清華，然后說河南多少，其他地方多少，我后來關注了廣東，廣東視每一萬人里面只有兩人，這就是分布的不公平，所以大家要到北京和上海。
還有醫療上面，全國人民到北京來看病，好多醫院里面大部分不是北京人，各地來的。這樣就必然導致向大都市里面擁擠，將來如果這樣的資源分散的話，美國就不存在這種問題，因為所有的好學校是在全國分布的，東部、西部、中部有，大家沒有必要到華盛頓去。商業也是，在這種情況下面不一定出現這些問題了。
還有關于就業，五億農民進城，馬上想到的是就業，誰給他們工作，這里面又是計劃經濟的思路，你老想著你給他們創造機會，其實更應該想的是怎么讓人家自己去創造就業機會。包括民營企業，所以關于城市化的民營企業，相關的是一系列改革的效應。包括讓人們自由的創業，讓民營企業有公平的待遇和市場準入，能夠雇傭更多的勞動力，這是應該由市場，由社會解決的問題，不讓你政府提供機會，那是不可能的。我們經常講中國以農業為本，城市化以后，我們擔心沒人種糧食，以農為本并不是需要這么多的農民。
美國只有幾百萬人的農民生產這么多糧食，日本呢？中國人口恩是最多的國家，但是人口密度不是最高。日本也沒有進口大量的糧食，計劃能力是高度保護的。計劃2.6%的農民也能夠生產國內足夠的糧食。還有的是農民不愿意進城，他就喜歡農村的生活，這個是一個方面的考慮，他不習慣。農民不愿意進城肯定是我們有很多的歧視政策，但是我們也不強迫，如果愿意進來的人，你能不能讓他有一個目前的狀況，為什么農民不愿意進城，因為他進城了得不到一個正常的工作條件，受到了歧視，這種情況下他還是愿意在農村。
在汶川地震的時候，我給溫總理寫了兩封信，與其把那么多東西投到了里面，我們據說投了八百個億，如果把他們移出來的時候，用不到這么多錢。不如把那一批農民城市化，如果房子在，不用強制，如果房子沒在了，你可以把他安排在外面。當時我把帖子放在網頁上，有人說農民不愿意進城，我說我不相信，我在東北當了九年的農民，有一個進城的機會農民都是搶著去。招工都要開后門，首先把他自己的牌子，把指標用了。你去問問農民，將來你的孩子在城里長大了，有城市戶口的愿不愿去，能夠在城市里面有生活，我相信大多數農民是愿意的。
長遠來講有些不毛之地，長期在那兒地有很多問題解決。因此關鍵上的問題要解決的，中國的城市化落后，最主要是制度的問題，這是中國特有的兩個城市化滯后的因素。一個是城市里面對農民的歧視，這是中國解放以后獨一無二的，像我爺爺是江蘇、蘇州旁邊的一個農村。后來他就到城里了，他們全家慢慢都到城里了。我們都變成城里人了，我們在座的很多前輩或者爺爺都是農民出來的。那時候中國農民進城是沒有制度障礙的，解放以后出現了戶口制度，戶口制度跟很多相關待遇緊密的綁在一起，沒有戶口你就不能這個，不能那個，不能找工作，不能買房子，都是這樣的。農民買房子是另外一個事，但是這是我們中國特有的一個現象，使得城市化現象。
還有一個阻礙的是中國的農村的土地制度，看上去對農民是好的，最近報紙上關于中小城市戶口要放開，結果網民就評論了農民還是要有土地，看上去農民的土地制度很少，每個人都可以種。但是我認為這恰恰是一個雞肋，恰恰是阻礙農民，阻礙中國城市化的一個機會成本。要靠他過上幸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如果放棄了不舍得。這就出現了年輕人到城里打工，老年人留著土地，形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有多少個家庭是長期分居的，是中國特有的現象。
我們的春運每年是獨一無二的，去年號稱31億人次，很多是農民工回家探親，因為兩億五千萬農民工跟家里長期不在，把孩子扔到家里。所以我寫了一個東西，我說中國的春運，每年鐵道部公路非常驕傲的說完成了31億人次的運輸任務，我說不知道是中國的驕傲還是中國的悲哀。驕傲上面你的運輸能力，悲哀方面說明很多家庭長期分居。所以說這也是形成一個特有制，那邊有土地制度拽著你，那邊有戶口拽著你，因此這是我們特有的政策問題，別的國家沒有，就是中國。
另外，反對也有，我們要給農民一樣的待遇以后，他有城里人的待遇，最近我們看到關于異地高考的問題，高考的時候說得回到原地去，在上海就說我在上海工作這么多年，我孩子在上海上學，能不能在上海高考，說不行。不行是上海市的居民，北京的家長，上海的家長抗議，抗議什么呢？因為他的孩子要面臨更多的競爭，他已經享受慣了這種特權，在這種情況下不希望農民進城，跟他有同等的權利高考。這種利益也在阻礙著城市化的進程，還有我們的政府，我們政府不希望，他有他的利益。他的利益既有經濟又有政治，比方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2009年失業率增加，中國的失業率沒有增加。中國的失業率2008年的時候是4.6%，2009年反而降了，全世界金融危機，我們當時的經濟不景氣，中國的失業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呢？原因不是沒有失業，只不過失業的都是農民工。七千萬農民工2009年1月份的時候，七千萬農民工返鄉，本來是農民，沒有工作是正常的，叫返鄉。七千萬農民工返鄉就是沒有工作了，當時農民工是兩億一千萬，也占到三分之一的農民工失業了，占到我們全國勞動力的將近10%。
如果你把農民工當成是正式的中國的一個城里人的話，我們的失業率是15%，而不是百分之4%點幾，政府不愿意看到這個數字，他寧可不愿意承認，農民工是中國特有的術語，世界上沒有。人家覺得很奇怪，農民是在地里面，工人是在廠里面。這是中國特有的一個現象，該糾正的時候到了。農民工不是臨時的到城里掙外快，他們是將來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因為這個社會結構不可能倒著走。
到了未來得發達國家里面，90%以上都是非農民，雖然有人住在農村，他也不是農村，這是我們的阻礙。將來城市化到底做什么？我現在看到的政府越來越按照這一步做。
首先中國的城市化要起正視的作用，現在中國誠實的戶口基本放開，要消除歧視政策。另外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允許農民擁有這個土地，來自由的處置這個土地，這個可能需要有一點破立，尤其允許不允許土地私有的問題，有人擔心農民失去土地怎么辦。我們應該用長遠的眼光看，他們將來不是農民要土地干什么？將來失去土地是很正常的事情，大部分人都不是農民，比方說像我要土地干嘛？不需要土地，因為你的工作不是農業，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將來的土地要允許買賣，就要適當集中。
我把土地轉為承包，行為是不一樣的。如果我搞農業，這些土地是我的，我從長遠角度來看我要規劃和投資，如果我這個土地都是人家轉包給我的，我的行為不一樣，我做了很多水利工程，我做很多的改正，我把土地形成一片，我不會做，因為我有短期心理。所以土地靠短租是不可以的，土地必須買賣，怎么做？是我們下一步十年要改革的問題。將來我們覺得在座的企業家也可以做這個方向，還有政府必須做城市規劃，城市是需要規劃的，不是允許大家亂來的。
這個城市規劃是需要動腦筋的，我們現在城市規劃，我最近去了一趟成都，他們搞了財富論壇，而且很認真的考察了各個地方，我就講城市規劃要有科學經濟，不要搞設計的人規劃，有時候思維方式，給你從經濟學的角度不一樣，他也說很好看，但是要從功能上來講，必須要講他功能，比方說研究為什么紐約這么多高樓集中在一起，香港這么多樓集中在一起是他土地沒有，城市小必須建高樓。紐約有很多土地，為什么他的城市里面，曼哈頓你去看，華爾街的樓一個接著一個，他是有經濟規律在這兒，他有規模經濟，集中在一塊的時候，很多事情都在里面辦。投資、法律、金融等等都在哪一塊地方。我們現在北京市最糟糕的城市規劃首先攤大餅，到五環、六環，甚至到七環八環不知道。需要很多的成本，每一座落下面有綠地，保持每一個樓有綠地，樓和樓之間開車太近，走路太遠，占的空間特別大。所以說城市規劃是非常重要的，要重視城市空間的力量。
我們一個教授說我們現在有往上和往下做，空間是有限的。前兩天有一個文章說小型城鎮化變成城鎮化。他的意思說中國不發展城市，一定要發展城鎮，吹毛求疵的說小心把這個做成這樣，其實在英文里面城鎮化和城市化一回事，只是大和小的問題，但是中國會強調城鎮化，意思是中國必須要有小鎮，居住很好。我說可以，小鎮從居住的角度講很好，但是從工作的機會，所以我們在規劃的時候想到居住方面，但你有沒有想過就業問題，為什么人們要到大城市？北京那么糟糕，空氣那么不好，還有人往里面找工作，因為大機會多。
小地方非常的悠閑，人們還要離開那個地方，除非你有錢，你不需要靠那個工作，你到那兒生活可以，城市不光是居住的問題，還有創造工作機會的問題，城市規模太小也是不行的。他要規劃，有很多經驗可以學，像包括美國有城市帶，不一定要大城市，大城市成本很高。生活的費用，包括水、垃圾的處理，而且不透氣，像北京堵車你覺得很難受，從城里面出城都非常麻煩。
美國有很多經驗我們可以學，叫城市帶，幾乎是一片城市連著的，遠地方是上高速公路，近地方很窄，穿來穿去很容易，透氣。將來北京應該是這樣，過兩天發改委請我去做講座，我要給他們好好講講，你在規劃的時候，將來北京和天津成為一個城市帶，中間城鐵甚至公共交通，要到天津半個小時就到了，中間是一個產業帶，可以容納很多人。
李克強總理專門去了江蘇，其實江蘇是非常好的城鎮帶，從南京、常州、無錫、蘇州、上海，基本上沿著高速公路，城市是連成片的。廣東、深圳、東莞、廣州基本上也是幾條高速公路連在一起，我們這樣的帶可以有幾個。但是不能搞太多的分散的小城鎮，我還是強調這一點，小城鎮生活可能不錯，但是最關鍵的是城市太小沒有規模，服務業不能產生，工作沒有足夠的機會。
第四個就是政府需要投資花錢住房，政府投資住房不是我們商品房，應該真正關心的窮人住房，不搞經濟適用房，因為他低于市場價格，可能是一百萬，但是他用五十萬賣，房子的政策我們不能再連續了上屆政府的思路，每個人都應該擁有房子，我們要解決的是人人有房住，不等于人人擁有房子，應該房子是不動產，是雙重性質，一方面是生活必須，另外一方面是不動產。你說恩政府白白送你一套不動產，這個公平嗎？建了一套房子本來市場價格一百萬，你給他五十萬買了，實際上就相當于政府送了你五十萬。
政府憑什么送？對不對，這就是為什么現在經濟適用房有很多很多的腐敗，我認識一個人，那天告訴我他有經濟適用房，我說你這種人怎么還有？這是朋友給的票，這都是腐敗，絕對是腐敗。因為我認為他肯定不符合經濟適用房的條件，很有錢，居然還拿到經濟適用房。深圳也有這個事件，適用房底下都有車庫，都是好車，曝光了以后說住的都是司機，開的都是老板的錢，政府也不應該這樣做。政府真正要做的是廉租房，新加坡很多，香港有，美國也有，美國他是專門有一些低房租的，市場房租誰都可以租，但是你要申請廉租房，你要提供收入證明，符合條件就租。廉租房的條件不能太好，說憑什么人家窮人就不能有好生活，窮人如果說把廉租房搞的很好的公寓一樣，誰愿意離開？誰都愿意。廉租房就是你住不起的時候臨時給你提供，你有收入的時候要離開，不是說一直住下去，本身這個作用是這樣的。
要至少保證一家人能夠住在一起，而不是說像現在很多農民工住的都是集體宿舍，這樣的問題政府的確要花這樣的錢去搞廉租房。
政府要搞城市化當中的教育，農民工最關心的是我到城里來我的孩子能不能有一個正常的教育，能跟我住在一起，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必須盡快解決，如果不解決的話，長期分居有嚴重的社會問題。醫療、養老，城市的投資不是為了城市的居民，所以說政府在城市化做的基本上是這個思路方面的工作。
這是我要講的城市化的主要一點，我從邏輯上講城市化是一個必然趨勢，我們認識到了不是可做可不做的，另外城市化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積極辦法，城市化各個當中應該做什么事情。
第二個關鍵詞就是改革，李克強總理講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是針對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對中國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回應，講到中國未來經濟是不是可持續發展？很多人是悲觀的，認為中國的資源有限，我們的土地資源不夠了，我們的礦產資源不夠了，我們的水資源也很缺乏了，最近也有學者講我們的人力資源開始不行了，人口紅利沒了。主要看到的是勞動力成本在不斷地提高，所以說我是比較贊成李克強的說法的，作為經濟學者，上屆政府好多東西我就從來不跟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但是這屆政府提出來的東西很符合經濟學的規律，不妨說城市化還有改革。為什么要改革？一個國家的發展資源是重要的，但是制度是更重要的問題。有時候制度可以使的稀缺的資源變的不烯炔，我就舉一個中國農業的例子。前面我介紹過，我當過農民，我是文革時候的中學，60年上中學，66年我初中二年級，參加了大串聯，參加了文化大革命，那時候也是熱血青年，69年人家被迫下去，我是主動下去，我去插隊落戶人民公社社員。當時為什么去？因為我們饑餓，60年代的時候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到底多少人有不同的說法。但是我們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到了文革的時候，可以說人們仍然是吃不飽的，我家是杭州，杭州當時是比較好的地方，杭州原來是不需要糧票的，串聯以后不行了，外地人買饅頭一包一包的背著走，不得不開票。
當時吃不飽是中國人多地少，我們中國人多地少。所以要想吃飽飯，就要農業學大寨。是戰天斗地，要把荒山變糧田，在座的可能還不知道是什么。全世界人民都要做這個，在山西把七溝一道破改成田地種糧食，我們當時到東北開荒種地，當時東北地特別多，一個村子到一個村子至少要走七八里地，在這樣大片土地的地方人們照樣吃不飽。
在1975年的時候我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公社同學讓我當老師，生產隊讓我當民兵連長，說我是知情，跟村里人沒有瓜葛，我想了好久也沒有當民兵連長，我當時很榮幸，我家庭不好也讓我當民兵連長。民兵連長的主要任務不是打敵人，是農民，農民偷糧食，誰都不愿意干，找我知情干的話，抓起來鐵面無私。為什么要偷糧食？不夠吃就不得不偷糧食，當然大家說我們主要是資源不足，全國人民當時都是抓糧食。杭州西湖一部分種水稻，現在又把它復員了。錢塘江的時候，我有幾個同學在那里下鄉，那塊是一個喇叭口的地方，說要把這個地方圍一道壩，將來這個地方要種水稻，都是為了更多的土地種糧食。
還是不夠吃，所以說年紀稍微大一點肯定都忘不了這個記憶。四五十歲以上的人，特別是五十歲以上，當時的饑餓，人生當中有一些難忘的鏡頭。我現在特別理解習近平主席提光盤運動，我們當時就是光盤。這個是真光盤，什么叫真光盤呢？我以前講課的時候也講了，69年我們下鄉，不久縣里面召開一個知情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我算是先進知青參加了，縣里招待我們吃飯，十個人一桌，結果送上一盤菜沒等第二盤送上來，盤子舔的干干凈凈，只要有一點湯，趕緊把漫談舔的干干凈凈。現在提出光盤行動，我說總算回到我們那個時代了，我現在也特別怕浪費，經常朋友請吃飯，每個盤子送回去，幾乎里面沒有不剩的。
我現在有一點問題，只要人家請我吃飯，我就不停地吃，人家以為我沒吃飽，對身體也不好，醫生也說減肥，我看到這個東西就是這樣。我說不要鋪張浪費，我剛回國的時候招待客人兩個人兩個菜，三個人三個菜，現在擋不住了，入鄉隨俗了，回到擺排場的時候了。
我對中央提倡的廉潔之分，最后不需要搞排場了，包括請客。將來我希望我們簡簡單單，不要浪費。我舉這個例子就說明什么呢？到大家多吃不飽，到現在吃不了，這個變化因為我們的資源增加了嗎？沒有，中國的可耕地在減少，土地面積肯定沒有增加，可耕地在減少，很多地方蓋了房子、工業、工廠。我們沒有進口糧食，我們進口的農戶產品不到5%，在我們整個消費量當中。這么多的魚肉糧食從哪兒來的？最根本的就是改革，改革是人們的積極性、創造力出來了。當年的農民，現在為什么我們的糧食這么多，說是科技的發展。可是當時沒搞科技，我們知青當時在農村里面，我講當時知青的故事我也搞科學種田，也想搞農產品，農民不敢興趣。因為制度決定了你在多種東西跟他沒關系，當時我們是限制口糧，不管你生產多少，我們的口糧是四百斤玉米，一百斤稻谷，打出來大米沒多少，小麥也是這樣，不管你生產多少，只能這么多，剩下交公糧，國家也給你一點錢，錢很少。
制度的改革我們講包產到戶，最主要把交公糧的順序變了，現在完成了公糧任務以后剩下的你用。這里面是誰拿剩余的問題，原來是國家拿剩余，現在是農民。這個制度很重要，農民說我種的越多都是我的，這時候他就主動找技術，主動的去努力干活。原來這個技術對他有什么意義？只能做這么多糧食，這個糧食有不讓他吃飽，制度的變化特別重要。
說實話我跟學生講故事怎么樣提高米產量，做了很多實驗。不上大學的話，說不定也像袁隆平那樣整天做水稻了。所以說制度非常重要，很多事情一個制度會產生一個完全不同的行為。北大每年本科生我開一個經濟原理課，每年秋天。我就讓大家知道什么是經濟學，經濟學是研究人的行為，當我一個制度出來以后，人們對這個制度怎么反映，這個時候你要制定一個好的制度，能夠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發揮人的創造力，這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說資源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個體制。你像有些國家是沒有什么資源的，我們原來資源也不少，地大物博，可是我們窮的要命，所以說改革非常重要，進一步提高生產力。中國進一步有沒有改革空間呢？首先中國離市場經濟有多遠，中國算不算市場經濟，薄熙來當商務部長的時候，我們北大一個是李克強上來了，一個是薄熙來下去了，都是北大77級的。
薄熙來當商務部長的時候，我們在外貿方面經常受到人家的反傾銷，就是我們不是市場經濟。當然薄熙來說我們是市場經濟，中央臺為了配合宣傳，當時也找幾個學者討論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我沒有去，我認為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如果我說了的話，就和政府唱反調，政府也不會同意。
為什么不是呢？有兩個標準，第一個標準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有人說哪個國家不干預？但是干預的程度，干預的范圍，干預的手段是不同的，美國是什么時候干預呢？不得不干預的時候干預，市場管不了的時候干預。比如說金融危機支持千億美元，等到恐慌過去了以后把錢又抽回來。香港也是，一旦完了以后馬上抽回來。這是不得不干預的時候干預，我們現在是能干預都干預，干預不了的時候沒辦法。
而且干預的為和手段，特別對房地產，越干預問題越大，原來出國八條，后來國六條，甚至有一段時間說70%的房子不能超過90平方米。當時我在課堂上說這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思路，計劃經濟的時候說多少人國家規定住多少房子，買多少電視機，需要多少個工廠，國家就搞多少個工廠。
但是你怎么知道消費者需要多少電視機？你怎么知道他就只要一個，他可能客廳里一個，臥房一個，廁所都可以，他可以自作主張的。
計劃經濟是生產者規定你消費者，所以我們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政府的很多對消費的干預在減少。我們特別是上屆政府，我可以理解他為什么干預，因為他遇到了市場經濟出現了問題，他很本能的回到了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是怎么產生的？是因為市場經濟有問題，所以他用計劃經濟去干預。結果我們發現了計劃經濟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比市場經濟更糟糕，所以現在都改革了。
但是人們通常是好了傷疤忘了疼的，當他發現問題的時候又本能的拿計劃經濟手段干預，他就忘掉了計劃經濟的毛病。所以說我們希望中國政府對計劃經濟的干預如何減下來，現在是非常多的。
第二個就是國有企業比重，一個市場經濟里面國有企業只是做民營企業不能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反過來國有企業做金融服務、通訊服務、交通服務等等，很多的領域。尤其是重要的領域里面，現在都是國有企業。我們所說的國進民退，從這個角度來看離市場經濟還有很多距離。尤其過去幾年，國有企業和政府做的是不多的。
所以說中國如果想提高勞動生產力，我們自主改革還有很多空間。而且制度改革本身使我們的勞動生產力提高，讓我們的資源有更多的利用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