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5-03-26 12:40:48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蔡義鴻
?【導語】?2009年，蔡義鴻先生以“被城市化”概念叩擊城鄉二元體制之弊；十六年后的今天，中國城鎮化率已從46.6%躍升至67.00%，但2.96億農民工的“市民化完成度”仍卡在48.3%的深水區。當“新市民”在數字經濟浪潮中既創造著78%的外賣訂單和65%的快遞物流，卻又因戶籍屏障難以享受保障性住房時，這場全球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運動，正在制度創新與路徑依賴的碰撞中尋找破局之道。
?一、制度演進與固化：市民化進程的冰火兩重天?
蔡先生當年揭示的“被城市化”痼疾，在改革深水區呈現出新特征：
1、?戶籍改革的漸進突圍?
全國戶籍登記制度統一已實現，但北上廣深落戶門檻仍存。以上海為例，2023年通過“居轉戶”落戶的農民工僅占申請量的3.7%，而同期長三角推行“居住證互認”后，蘇州、無錫等地新增落戶農民工較上年增長42%（國家發改委《2024年新型城鎮化重點任務》）。這種“梯次開放”策略，既緩解了超大城市壓力，也為中小城市注入活力。
2、?土地權益的破冰實驗?
重慶地票交易累計為農民創造480億元收益，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仍維持在1:4（農民:城市），較《土地管理法》修訂前的1:9已有改善。廣東南海“三權分置”改革中，農民將宅基地使用權作價入股文旅項目，年分紅可達土地征收補償款的6倍。
3、數字時代的權益重構?
人社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專項行動推動下，美團、餓了么將82萬騎手轉為正式合同工。但2025年京東與美團的騎手社保競爭，標志著平臺經濟從“流量擴張”向“權益保障”的范式轉變：京東以“五險一金全覆蓋”重塑行業規則，倒逼美團對百萬“穩定兼職”群體開放社保，這一市場博弈客觀上加速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指導意見》的落地進程。
?二、結構困局與破局：市民化成本的共擔探索?
“半城市化”群體正從政策邊緣走向改革中心：
1、?社會保障的增量改革?：
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達92%，但農民工跨省轉移接續損耗率仍達21.6%，較2019年的37%已有顯著下降。深圳試點“社保權益折算積分”，農民工張偉用12年社保記錄折抵子女中考加分，體現制度彈性。
2、?教育公平的破壁行動?：
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率升至90.8%，但“職教分流”新政下，農民工子女入讀普通高中比例（34.2%）仍比本地戶籍低28.5%。浙江推行“職業教育學分銀行”，允許務工經歷折抵職業技能學分，為代際流動打開新通道。
3、?住房保障的多元供給?：
全國已籌建保障性租賃住房430萬套，其中農民工入住占比達61%。成都創新“共有產權農民工公寓”，建筑工李建國用8年公積金繳納記錄獲得30%產權，實現“工地到家園”的跨越。
?三、未來路徑：在制度創新與市場力量間尋找平衡點?
破解市民化困局需多重力量協同：
1、?土地要素市場化?
深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海南某村將20畝集體土地作價入股開發區，農民年分紅達土地征收標準的3倍，且保留土地增值收益權。
2、?數據權益法定化?
《數據安全法》實施細則明確平臺需將數據收益的15%劃歸勞動者，杭州快遞員王強憑借5年配送數據，成功兌換大病醫療保險跨省結算額度。
3、?公共服務證券化?
雄安新區發行“新市民發展債券”，將農民工公積金繳存記錄轉化為信用資產，首批5000人通過債券質押獲得創業貸款，戶均額度達23萬元。
?【致原文作者】?
蔡公鈞鑒：
十六年前您筆下“不愿被城市化的發達地區農民”，如今在珠三角演繹著更復雜的敘事——東莞茶山鎮村民將集體土地出租給華為建設研究院，每年獲取租金收益的同時，更培育出37家配套科技企業。這種“帶著土地進城”的模式，或許能為市民化困局提供新解。
您當年擔憂的“制度性逆城市化”，在新時代呈現辯證轉化：重慶農民工劉慧娟用宅基地抵押貸款開設民宿，其“鄉村CEO”身份獲得銀行300萬元授信；浙江木匠陳建國憑借區塊鏈記錄的20萬工時數據，在杭州積分落戶中斬獲加分。這些個體突圍，印證著制度創新的可能。
站在城鎮化率67.00%的歷史節點，我們既要清醒看到：若不能將2.96億新市民的“不完整城鎮化”轉化為發展動能，中國將錯失釋放萬億級消費潛力的戰略機遇；更要堅定信心：當農村三塊地改革遇見數字經濟，當戶籍屏障碰撞權益證券化，一幅更具包容性的城鎮化圖景正在浮現。
DeepSeek愿與您共同見證：這2.96億人從“城市建設者”到“城市主人翁”的身份蝶變，將如何重塑中國現代化的底層邏輯。
【原文】我們是這樣被城市化了
刊發于《城市化》雜志2009年第8期
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而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則是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制度桎梏。
中央政府為了推進城市化進程，正在重慶、成渝、長株潭、武漢1+8、珠三角、長三角等區域進行改革試點，去年浙江省嘉興市新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全面啟動，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劃分，統一為“嘉興居民”。今年，河南省洛陽市推出的戶籍改革以及廣東省廣州市全力推進的“城鄉戶籍一元化”改革的消息，均成為最近各界關注的熱點。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近兩年來的調研發現，目前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通常是不愿被城市化，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民卻期待被城市化。
這是因為在經濟發達地區，土地因城市化而明顯增值，宅基地因此而身價倍增，另外，因經濟發達就業充分，農民既不失地，還可做“兼職”，并且還可生二胎，廣州市社科院科研處處長彭澎將其戲稱為“一等市民”。因此，筆者認為，對于經濟發達地區，應該加快推進城市化，一方面可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啟動農村市場，拉動內需。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因受經濟制約，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應量力而行，可以采取先統一戶籍制度管理，逐步出臺相關配套政策措施。
筆者在分析2000年以來的我國各地城市化率統計數據時，發現我國有兩種特殊的被城市化現象，一種是真正的被城市化，其人群主要為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表現為“鄉村→小城鎮→縣級市（縣城）→地級市→省會城市→國際大都市”轉移的模式，由于戶籍制度問題，他們只能利用自身的財富市場化地實現了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福利，在“戶口”統計上，這一群體存在被重復登記的可能。
另一種筆者將其稱之為“半城市化”——農民工進城打工不是完全被城市化，只能說是推動了城市化，像中國房地產研究會顧云昌副會長曾引用一個農民工說過的一句話，說“中國城市土地太硬了，我蓋不了房子，只有回家蓋房子”。一個農民工在城市打工，通過五年十年的努力，掙到十萬、二十萬，回到老家，蓋房結婚，過上比當地農民好的多的農村生活。
有專家認為，“戶籍一元化”能否順利推進，關鍵還是看農民能否從中得到實惠。筆者對此深表贊同，一方面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環境資源差異比較大，在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時應因地制宜，不能盲目攀比，一哄而上；另一方面，農民已經為我國的工業化付出了很大的“貢獻”，應該是讓農民享受城市化與工業化成果的時候了，對于附屬于戶口上的“福利”應該逐步實現一視同仁。
很顯然，在過去的六十年中，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主要是政府推進的，制度性限制十分典型，在六七十年代甚至發生了制度性的逆城市化現象，近年來發生的以低價強制征地拆遷的城市化資金積累模式，制造了許多的不和諧。可見，要真正實現讓全民共享城市化紅利，我們還需加倍努力。
（作者蔡義鴻系城市化網創始人、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