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爾賽宮終于設計、建造成為最堂皇的(如果不是規模最大的)宮廷“新城”,而僅僅一個世紀之后,皮埃爾·查爾斯·朗方少校于1791年提交了華盛頓城規劃書之后,建筑和規劃界的情形就迥然兩異了。與此同時,西方社會的政治秩序也經歷了從上到下的徹底振蕩。此間的三次大革命,英國革命、美國革命以及法國大革命,已經徹底鏟除了中央集權不可動搖的整套體制,這種體制以一個大權獨攬的君主人物為總代表,其飛揚跋扈傲慢自負的程度,堪與其古埃及祖師爺原型媲美。專制統治徹底崩坍之后,封建土地制度也隨之廢除,國家世俗化進程開始,封建行業公會和市政府強加的各種限制條款,也統統廢除掉了;隨之發生的,還有行業公會本身也被取消了。城市這時候開始發生轉變,從原有的自治地位轉變為依附身份,其權力皆由民族國家授予,當然也可以隨時收回。
假如有什么因素足以促使巴洛克模式發生變化,我們設想最合適的答案,莫過于此時發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徹頭徹尾的重建和改變進程。尤其在美國這個共和國建國之初幾年,當國家權力范圍尚未明確界定,仍然模糊不清的時候,這個時候的地方政權仍然享有許多特權和豁免權,中央政府很受限制,新社會思想面臨很大發展空間。但是,后來發生的情況如何呢?
立國之后要建新都,征求設計方案。華盛頓作為聯邦政府的所在地,找來了一位法國工程師,這是位很稱職的人選。后來的進程表明,他的才干和遠見卓識連他當時的上級和同行們也都未曾充分認識到。的確如此,若考慮到他年輕而缺乏經驗,他就更是個天才人物。
當時朗方相信,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整個地區的把握和開發建設模式,首先是要給子孫后代留下一個偉大的思想,這就是愛國主義思想。”所以,即使是首都地區的廣場上也要樹立一些偉人雕像,“以便感召后代青年,能夠繼續按照這些圣賢先哲和英雄人物所開創的道路繼續前進。還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國家認為,這些人物是值得紀念的。”
朗方個人具有強烈的共和意識,盡管如此,他為新都提出的規劃方案,從各個方面看,仍與獨裁制度下的建筑師和仆從人物所設想的產物幾乎毫無二致。可能,他給新時代帶來的東西,只有舊時代的強制高壓指令下產生的靜態形象。唯一與過去不同的,就是去掉了16世紀的堡壘,道理很簡單,那時候顯然已經不需要軍事防御。碰巧這個疏忽卻頗令人窘困,因為單憑這種防御工事,在后來的1812—1814年的美英戰爭中,華盛頓的公共建筑物完全可以免予被英軍破壞。除了這一點之外,華盛頓規劃完全就是個典型寫照,顯示出標準的巴洛克的原理如何運用到一個全新的場合。
朗方是個真正有規劃眼光的人,他一開始就不是先做道路規劃,而首先著手主要建筑物和廣場的規劃設計。然后,在這些建筑物和廣場基點之間,再設計出“直接往來的交通線和大街”;而且,其目標不僅僅是溝通各基點,更在于“同時,還要在整體形象中保留景觀交互映照的視覺效果”,特別注意讓交通沿線的景觀效果令人心曠神怡。
這樣一來,新都華盛頓便設計成了無數縱橫交錯的交通網的組合,其中的主要大道都有巴黎愛麗舍田園大道(即,香榭麗舍大道)那么寬,主要大街有160英尺寬,包括中央的80英尺寬的行車道,兩側都有30英尺寬的栽植了花草樹木的礫石路面,以及10英尺的鋪裝路面的人行便道。次要一些的街道,比如一些通向鞏固建筑物或者通向市場的道路,寬度也有130英尺。其余的街道,寬度分別在110英尺到90英尺不等。其氣派超過了1811年紐約為曼哈頓地區規劃的最大的十字路口寬度,其氣概超過了當時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歷史名城。
毫無疑問,正是因為這塊場地上沒有任何建筑物,才讓朗方能夠對大型街道皆如此虔誠恭敬。但是,他規劃的街道系統,規模大小不一,一點 不像佩恩(Penn)為費城規劃的街道系統,都那么均勻一致。許多交會對角線構成了許多形狀、規模都很不規則的街區,這些街區會依照其規模大小分別派用場,對此朗方未予一一厘定。僅僅從街區和街道的千差萬別來看,這就不會是書齋里的畫圖規劃作品。具體設想中,朗方能夠把規劃元素聯系于城市生活中人們的日常活動功能要求。
當我們充分肯定朗方豐富想象力的同時,也要看到,他卻也未能逃出巴洛克常有的犧牲,這就是讓城市的許多職能都損失在空間要求、顯赫位置,以及交通需要。他指定的華盛頓規劃面積有60 000多英畝,其中3606英畝作為公路用地,而公共建筑物和預留地只有541英畝。無論用哪一種標準來衡量,交通與建筑物,動態空間與靜態空間的比例,都是荒謬可笑的。城市寶貴的土地資源如此被浪費掉,或許只有現代工程師的做法才能與朗方相比,他們浪費的土地驚人,用來規劃交通路口。
結果,只有1964英畝的土地用于街區建筑物的建設,不足公路用地的三分之二,一總可以劃分為20272個住宅建筑用地塊。就算每塊地面居住6人,而且就算每塊地都作為住宅用地來使用,全市也只能安排12萬人居住,而其道路網絡是按照50萬城市人口來規劃的。而其規劃的容量,用他的原話來說,大約在10萬人左右。
這也說明,朗方的局限性,與其說是想象力不足,不如說他理所當然接受的那個思想體系的固有缺陷。即使居住密度和交通流量都達到了朗方設計中的預想,也只能為他的土地浪費開脫,而不能認為他當初那樣分配土地是合理的。因為,等到居住密度和交通流量都達到了預想水平,事情就變得很清楚:一旦交通變成城市規劃的首要關注,交通用地需求就會沒完沒了,交通擁擠也就再也無法避免,自然也就無法進一步提高居住密度以容納更多居民,當然也就談不上提供更多稅款來支付巨大的市政開支。
從表面上看,華盛頓具有宏偉壯麗的巴洛克規劃的一切特點:公共建筑布點合理,大街寬闊,軸線型布局,建設尺度宏偉巨大,豐富的綠化,等等。以往的任何一座大城市都不足以作為朗方構思新都設計的參照系,就連圣彼得堡也不行。就是這樣的條件下,朗方成功地運用巴洛克的思想和方法,設計出了一個嶄新的偉大首都。他注意到阿爾伯蒂的名言:“城市,或者更好說,城市所在的地區,就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公共建筑物。”不僅如此,華盛頓本來是一塊荒蕪的洼地,周圍就是波多馬克河灣的沼澤地,并被一條叫做臺伯(Tiber)河的支流所切割,這條小河不久就被改造為污水溝。框架有了,還缺乏內容。最主要的是缺少權力,缺少可以實施計劃的權威力量。設想都在紙上,不過還沒成事實。